信息、真命题、信念与知识

四个位置

信息这个词在通信理论里有严格含义：它度量的是不确定性的减少，与内容是否属实无关。一份精确的假书目与一份精确的真书目，携带的信息量可以完全相同。哲学上另有把信息与真值绑定的路径，主张只有真的内容才算严格意义的语义信息，但即便采取这一路径，也仍然要在信息与知识之间保留距离。^S1S2S3

真命题只关乎世界。「李嘉图的《原理》初版于 1817 年」若为真，它的真不取决于任何人是否相信。信念则是主体的态度：某人持有这个命题为真。知识在传统分析中被要求同时满足三项，即命题为真、主体相信、且这一相信有恰当的根据。这一分析在 1963 年遭遇了著名反例，表明三项俱备仍可能不算知识，此后的讨论围绕如何补足第四项展开，至今没有公认方案。^S4S5

模型能否拥有有根据的信念

这个问题必须先分成两半。前一半问模型有没有信念，后一半问它的信念有没有根据。哲学上对信念本身就有不同的界定路径：一种以功能角色为准，只要某状态在系统中起到「引导行为、可被证据修正、与其他状态推理相连」的作用，就足以称为信念；另一种要求主体对该状态有某种把握，或要求相应的现象性质。采取前者，对模型作某种弱意义上的归属并非不可辩护；采取后者，则归属难以成立。这是一个立场分歧，不是可以由更多实验直接解决的分歧。^S6

后一半更能落到实处。所谓根据，通常指与命题为真有可靠联系的东西：亲身观察、可靠的推理、可信的证言。模型给出某个年份，其来源是训练材料中大量文本对该年份的分布，以及当次上下文中的材料。前者与真值确有统计上的关联，但这种关联既不稳定也不可被模型自身审查；后者才是较可检验的部分，且它的可靠性来自使用者提供的材料，而不是来自模型。^S4S5

还有一层麻烦来自盖梯尔式的反例。即便模型说对了，也给出了看似恰当的理由，仍可能属于「凭错误的路径碰上了正确的答案」。文献工作中这类情形并不罕见：模型引了一条实际存在的注文来支持一个结论，结论恰好为真，但那条注文其实并不支持它。就结果论无可指摘，就知识论则不算知道。^S5

这些区分在实务上的用处

把这些区分用于日常提问

这套区分不是只能用于哲学讨论，它也能改变提问的方式。多数令人失望的回答，源于问题本身把四个位置混在了一起。「这个版本可靠吗」同时问了事实、评价与依据三件事，模型只能给出一个笼统的说法。若拆成三问，情形会好得多：这个本子的刊刻年代与刊刻者，材料中怎么说；判断其可靠性通常看哪几项指标；就本页所给材料而言，这几项各是什么情况，哪些无从判断。^S4

这样拆开之后，会发现模型在第二步上最有用，因为判断框架属于人类已经写下来的知识，复述它正是模型所长；而第四步无论如何都得由人来做，因为它要求对整个项目负责。第一步与第三步则是可核对的，核对成本也最低。把提问按这个次序组织，等于把模型放在它统计上占优的位置，同时把知识责任留在该留的地方。^S4

这样的提问方式还有一个副产品：它使模型的错误更容易暴露。笼统的问题得到笼统的回答，错与不错都难以判定；拆开之后，第一步与第三步的每一句话都指向一段可以覆核的原文，对不对一查便知。换句话说，把问题问得精确，本身就是一种核验手段，而不只是提高回答质量的技巧。